今天我們一同探訪——“梓慶山房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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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左圖：沈平先生；右圖：周默先生
兩個不食人間煙火的人耕耘于自己的天地之間，靜心地打磨著古典家具，不浮華、不隨風，更不彷徨，處亂世暫隱以待機而出。
梓慶山房的古典家具，無論是思想上還是藝術上都達到極高境界，其工其藝，都是精湛至極的。
一條條明快的線條，是設計師在造型上、材質選用上以及材質搭配上的用心與解讀，多一分太過，少一分不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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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設計：沈平 制作：梓慶山房 ?聽琴圓香幾 烏木、黑柿木 33×33×93cm
中國人戀木，崇尚木，珍視木，這是不變的選擇。
《春秋繁露》中記載：
木者，春生之性。
木是生命之源，發自春天，代表著一種溫存的屬性。
這正迎合了中國人的本性與性格：發于自然，內斂含蓄，體會生命之味后，最終歸于自然。
而就中國家具歷史而言，木為人用，不外乎三端，即實用之需、觀瞻之美以及性靈之依。
不同的人有其不同的側重點。即就文人群體而言，重視性靈之揮灑又更超于前二者。正因此，黑柿這樣一種難得之木，為僧家文人所尚，似有必然之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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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曲足橫柎式憑幾 烏木、黑柿木 100×14×32cm
材質天然制式樸拙的家具，體現了晚明文人上承宋人雅制以及對自然野趣的好尚風氣。
周默和沈平充分尊重并利用黑柿木的獨特品性，以揣摩宋代以來家具制作的內在精神。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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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宋 趙佶 《聽琴圖》軸（局部）
以如此難得難作之材質，去追摹存于意念中的宋風，其難度可以想象。
在周默先生的周密籌劃下，著名家具設計師、山水畫家沈平先生精心設計，其卓越的制作團隊數易寒暑，精心打磨，做出了一批體現出宋風宋韻的宋式家具來。
▲宋 《槐蔭消夏圖》（局部）
在這里，一件件家具中所凝固的精工細作，如無聲的語言，昭示著創造者所付出的心血和智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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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觀
把藝術作日常觀，把日常作藝術觀。
年初，“等觀——徐天進書作、梓慶山房木作、晉魂藝品”展覽雅集在山西博物院藝術中心展出。
書作和木作，別為兩類，于山西博物院并置展陳，非為隨意拼合，而有深意藏焉。由展覽之名“等觀”二字，亦可稍窺其中旨趣。
“等觀”者，平等觀照也。得意于中國傳統哲學，尤多取于禪門。禪家以平等覺慧為其最高生命智慧，所謂平等一禪心。
這平等智慧，無造作，非功利，去是非，棄取舍，無凡無圣，自然而然，以一種平懷對待世界。
慧能比喻說，就像下大雨，雨于大海，不增不減；而落于小河，便泛濫，便咆哮。以“等觀”統攝，便是以這種平等覺慧為其精神內核。
筆之騰挪，斧之斫取，皆取一種平等法，一種直視生命本真之大法，追求如大海般不增不減的智慧。
其所謂“等觀”者，便是以平淡法去創造。刊落浮華，獨存本真，膺澹泊之氣，有質樸之風，這是天進先生書法的特點，也是梓慶山房黑柿木家具所追求的境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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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代書房
2017年佳士得上海秋拍“開創|上海”專場推出——【當代書房】，呈現了多件代表不同審美趣味的拍品。梓慶山房制作的四件家具分外奪目！
【烏木編藤面低靠背扶手椅】
▲扶手椅細部 ???攝影：韓振
材質：
黑柿木（中文名：垂枝柿；拉丁名：Diospyrospeadula；英文名：Black Persimmon）
▲攝影：韓振
書桌為四面平之變體，桌面噴出，且下部裁出斜邊，一改傳統的四面平書桌之定式，從造型上將注意力吸引到書桌上部，從視覺上與足之如意紋找到平衡點。
▲桌面細部的黑柿木自然紋理 ??攝影：韓振
烏木似乎專為宋人而生長，深邃、靜穆，如龍潛淵，水華不出，是最能詮釋宋代家具精神的載體。
材質：
黑柿木（中文名：垂枝柿；拉丁名：Diospyrospeadula；英文名：Black Persimmon）
▲攝影：韓振
此幾之重要特征即因材制器，因物賦形。
原黑柿板材尺寸不大，紋理纖細，色淡而雅，斑點如墨而稀疏，這是制幾之天然良材。
烏木（拉丁名：Diospyros ebenum，英文：Ebony）
【菱花香幾?（沈克龍髹漆）】
▲香幾局部
造型動靜相宜，遠觀有唐代家具的豐腴、圓潤之美，近觀亦有宋代家具的瘦硬、天真之韻，高古雅靜，疏朗有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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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新”與“境”
梓慶山房的家具沒有繁復滿滿的雕工，也不是全部采用黃花梨紫檀等名貴木材，為了就是想要突破現代化語境下人們對于家具的“誤解”。
在這里，我們需要重新思考家具應該是什么樣的？什么才是好的家具？
在材料使用上，并不是越貴越好或花紋越花哨越好；
盡量表現材料的自然、樸實，它原本就美的一面；
賦予家具新的思想、新的涵義。
梓慶山房的家具都是“新”的，但此“新”非各位口中的彼“新”。
周默先生是這樣理解的：
我以為這里的“新”有兩層意思：一是明式家具的形式很新；二是材料新。
我覺得明末文人玩的東西，明末的時尚，到現在還沒有消退。明朝以后，特別是雍正以后，把許多傳統給隔斷了，現在可能是重新認識它們的時候。
明末清初文人的想法、玩法、說法，跟我們很接近，比如家具的尺寸、用料。有一些東西適合紫檀，他們就用紫檀，有一些器物需要別的材料，他們就選別的，比如杉木、柏木，價格都不貴。
但是明末的人樂于用它們做家具，完全是一種心理上的審美追求。
文人生活的“世俗化”傾向并不意味著生活的“庸俗化”，而是轉為“平淡雋永”的實在、細微、閑情的生活的追求，周默和沈平便將這種追求寄于此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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